科技进步的B面：对劳动力的压榨何时休？
一、案例：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
今年早些时候，网上曝出一些报道：北大博士生卧底当外卖小哥近半年，于2019年发表的三篇研究论文，证明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平台算法对骑手剩余价值的极限压榨。一时间，“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
论文中谈到一个例子：部分外卖小哥在往校园送餐时，通过走学校侧门，发现可以节省不少送餐时间，这成了平台规则之外的一个小BUG。直到平台通过后台大数据，发现该学校的送餐时间普遍比系统预估的时间短，于是便开始进行送餐时间优化。接着，原本充裕的送餐时间瞬间被算法抹平了。
以前外卖小哥为了多拿单，会“挂单”（接近取餐地方时不取餐，而是上报到店，可以挂一段时间不被系统处罚）。但平台通过后台大数据和算法，又迅速补上了这个系统漏洞。对骑手来说，平台的“压榨”让他们无所遁形，只能乖乖地按照系统的要求，规规矩矩地送餐。
这个例子不禁使我们开始明白：为何这两年外卖送餐时间可以做到越来越短、越来越快。对送餐效率的提升，很多时候是外卖小哥通过送餐路径规划，形成的一个个大数据样本，然后平台再通过技术和算法进行优化和固化的结果。而这样的结果，看似让消费者的体验越来越好，但也将外卖小哥无限逼近了极限的边缘。
二、问题：“发展的必然”还是“技术的原罪”？
近两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应用已经深度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说起技术，人们往往看到其先进的一面：上午下单，下午收货；小程序点餐，到店开吃；网上买菜，家门口提货；等等。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给生活带来的便捷，每个人都有深切的感受。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在我们享受技术成果的背后，一些人正在被技术剥削和压榨：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往往不惜闯红灯、骑快车；街拐角的菜贩生意冷清了不少，原来顺路买菜的老街坊现在都在用美团和多多买菜；原本有不错收入的滴滴师傅，现在手机挂上多个平台同时接单，收入还是不断下滑，乘客却觉得车费不降反涨；“双11”前快递公司临时招工，等到单量下降后又有大量快递小哥离职。
科技的进步，固然使人惊喜，技术对人类技能的剥削、对知识和经验的萃取和压榨，也不得不引起我们对科技进步的警惕。这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技术的原罪，还是企业逐利劣根性的明证？这也是本文从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角度进行探讨的重点所在。
三、原因：这并不是科技发展自身的过错
如本文标题所言，科技进步有利好的A面，也有矛盾的B面，这不是技术的原罪。科技发展造成劳动力被压榨，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问题。
1、商业逐利的本质，使企业自然而然做出单项选择。商业逐利并不是一个新命题，几百年前“羊吃人”的悲剧，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血腥的生动描述，早已人尽皆知。有专家讽刺说，商业伦理在专业术语上就是一种矛盾，因为伦理与利润的自利性追求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当伦理与利润互不相容时，商业总是会选择利润而摒弃伦理。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呈现的景象：随着工厂流水线的加快，工人们也不得不加快速度，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无限榨干，以致最后成为流水线的牺牲品。具体到外卖平台，规则是平台制定的，系统不会考虑人性化，因为人性化会增加系统负担，提高运营成本，唯有标准化才符合“易复制和指数级增长”的需要，从而也导致了“骑手追时间，越追越追不上”的恶性循环和一系列安全、社会问题。
2、技术快速发展，配套的制度与道德约束滞后。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标志着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扮演追赶者角色的中国，如今扮演先行者甚至是领导者的角色。过去十年间，科技发展飞快，也带来了很多矛盾，诸如大数据杀熟、算法歧义、平台责任、内部数据安全、出行安全、儿童保护、内容监管、跨境数据、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等等，这些都是在国内科技生态圈越来越普遍的话题。然而实际情况是，前些年大部分的监管者和学者着重的是如何加快推动科技发展，技术发展带来的许多问题往往被忽略，沦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缘讨论。配套的法规制度、约定俗成的行业规范、公序良俗的隐形约束、工业4.0背景下商业伦理的研究与思考，都还没来得及赶上技术发展的脚步。
3、知识与本领偏弱，使“工具人”沦为被压榨对象。有人说，既然知道外卖平台如此压榨，为什么还要做送外卖的工作？这实际上也是受文化程度与本领的限制的无奈选择。美团发布的《骑手就业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上半年，美团拥有外卖骑手295万；超7成（75.3%）的骑手学历是高中以下，仅有接近四分之一（24.7%）的骑手学历在大专以上。高学历或者有其它技能的人如果觉得送外卖不挣钱，可以甩手走人，另谋高就，可是对超500多万的高中以下低学历打工者来说，他们可选择的再就业机会并不多。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大量二产、三产从业人员因失业进入外卖骑手队伍，据统计，35.2%的骑手曾是工厂工人，31.4%曾是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他们原有工作的被替代性强，也无奈只能选择外卖骑手这份同样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岗位。知乎有人统计过美团骑手的离职率，据推算，美团外卖真实的骑手流失率超过80%。此外，网上还充斥着大量外卖小哥吐槽外卖平台的声音。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卖骑手的生存困境。
四、对策与思考：科技向善，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家管理层和全社会已经认识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与挑战，也使我们重新思考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做出更加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应对之策。
对国家而言，要尽快健全完善顶层治理机制。企业是逐利的，不能完全依靠自觉和道德约束，必须有强有力的法规制度和行政手段约束。各级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不仅要保持对技术发展的鼓励，也要保有对科技发展于民生之弊端的警惕性，努力平衡企业对科技赋能快速增长的渴望以及监管者对创新的不可控性的彷徨，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建立互信的沟通机制，推动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使得政策与治理模式与科技快速发展及时同步。当然，这些工作有些已经在进行之中，有些已初见成效。
对社会而言，要营造科技向善的良好氛围。包括商界、学界、政界，乃至整个大众舆论，都应关注技术不作恶、科技向善。比如，伴随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如何聚力算法综合治理，共筑网络文明基石？诚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是商业伦理的前沿，也有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性探索，比如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105家会员单位及相关企业共同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应用自律公约》，腾讯发布了《科技向善白皮书》，等等。但应该看到，对企业而言，在更深的本质上，“科技向善”是日常，而不是突发；是恒久，而不是激情；是内驱，而不是物议；是过程，而不是终局。从这个意义上讲，破除“唯流量至上”，推进行业“算法自律”任重而道远。
对公民而言，要不端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科技发展让人类能够专注于生活、艺术、创作，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在通往这个美好未来的途中，还要经历很多阵痛。当下最现实的挑战，就是给人与人甚至人与机器之间，带来了更剧烈的竞争。人与人之间，同样是“工具人”，有人在写代码，有人在送外卖，虽无高低贵贱之分，但被替代性、失业风险、被压榨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无人超市、无人银行、无人公交、无人快递分拣，已经开始逐渐走进生产生活，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已经从科幻小说走向现实生活。低端的、重复的、机械的劳动，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而依赖知识性、原创性、经验性、艺术性的劳动，却永远只能是人类的专属领地。提高自身能力和职业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已经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发展课题。